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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挑选优秀学生下各个县城传播新学、发展教育，是郭斌从后世的支教中获得的灵感，不过结合现时颍川郡的实际情况加以变通。有了颖阴荀氏、长社钟氏的支持，如今又将许县陈氏的嫡孙陈群拉了进来，再加上他阳翟郭家，可以说颍川郡中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都加入了他郭斌的集团。
有了这几个豪门大户的支持，义务教育普及和吏员选拔的事情想必可以进行得颇顺利，便是有几个捣蛋的，对于新学的普及有抵抗情绪，也可以用强硬手段压下去。在如今的郭斌看来，乱世求存似乎也不是原本想的那么艰难，后世赫赫有名的袁绍、袁术、曹操、孙权、刘备几人，如今也不放在他的眼中。或许是因为离得近了，天子刘宏、大将军何进、太子刘辨、皇子刘协，乃至董卓之流，都不大入得郭斌的眼中去。
在郭斌看来，如今、乃至后面很长一段时期内，自己最大的敌人是顽固的传统和禁锢的思想，在他看来，夺得天下或许有难度，却绝难不过移风易俗去。因为随着他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郭斌看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他的目标是防止历史上五胡乱华的发生，保全天下汉人的生存空间。
然而，若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彻底瓦解汉末群雄争霸的局面，而若想要瓦解这个局面，便需要改变豪门大族盘踞地方、左右政治的现状。豪门大族推举代理人起兵进行政 治 投 机，也算得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了。历史上刘备在涿郡起兵剿灭黄巾军，是因为有了张飞的倾尽家财，以及张世平、苏双等人的支持；曹操在陈留起兵，是因为有了本家族以及陈留豪族卫兹的财力支撑。
这种状况的形成，说到根子上是与此时的庄园经济模式密不可分的，这种经济模式使得地方豪族势力日趋庞大，他们能够有能力组织起一定数量的军队，也有能力通过自己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从监管日趋松懈的府库之中搞到兵刃、铠甲，甚至私自打造兵刃，乃至私自铸造钱币。因此，郭斌若是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便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汉末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以农业为根本的庄园经济模式。
因为这种庄园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先秦分封制的影子。因此郭斌认为，想要破除这种经济模式，必须要有两个手段，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则是文化风俗上的。经济上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尽力弱化农业在整个经济之中所占比重，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举措；文化风俗上，则要移风易俗，提高普通民众的识字率和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改变原有的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
而这两个手段若想要顺利实施，最根本的则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才能降低农业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只有更多的人脱离土地的限制，倒向朝廷一方而成为编户齐民，豪门地主对人的掌控力才会减弱，政府与豪门地主的力量对比才会彻底扭转，人们的眼光才能更加开阔，生活水平才能
更加提高，经济形态才能逐渐转变，最终人们的生活形态也才能发生质的变化。
然而，想要实现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其根本则在教育。因为郭斌毕竟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他的知识量是很有限的，可以说如今的他确实可以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上提出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可若让他参与到具体的科研项目中，他不会比此时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做得更好，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已经基本被榨干拿尽了。
打个比方，他知道蒸汽机是瓦特看到烧开的茶壶引发的灵感，却不知道蒸汽机的设计图纸，也没有自主设计的本事；他知道内燃机是通过使燃料在机器内部燃烧，并将其放出的热能直接转换为动力的机器，却不知道怎样制作内燃机；他知道内燃机燃烧的是汽油或是柴油，也知道汽油与柴油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却不知道提炼的具体工序。
郭斌明白，想要如上帝一般拿出一张张设计图纸，将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产品搬到汉朝来，那是痴心妄想。想要获得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制度的设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文化、懂科学的年轻人出来，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马钧发明缝纫机的过程，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当初就是郭斌提出一个构想，然后马钧将原理摸清后，通过一次次试验将其变为现实，并实现了量产。
直至若干年后，早已从宰辅位子上退下来在家中颐养天年的陈群，在被报社记者问及这次小范围会议的时候，抚着早已被皱纹与老年斑占领的额头沉默了许久，说了下面这番话：“主公目光如炬，高屋建瓴，行事往往举重若轻。每每涉及到民生大事，却又总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当是时，我年方十六，主公与几位先生的谆谆教诲却是言犹在耳。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公说出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主公还说，教育和教育的改革，是关乎国计民生、民族兴亡的大事，教育断然不能成为盈利的手段。当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直到过了十几年，我也主掌方面之后，才能真正明白主公这句话的深意。”
记者是这样描述采访时的场景的：“当说到太祖时，这位执掌中枢逾二十年的老者抑制不住地浑身颤抖，那张写满了为整个国家与民族鞠躬尽瘁故事的满是皱纹的脸上，也绽放出了少有的似少年人般的光泽，那原本浑浊却闪耀着睿智光辉的双目中，竟似也少年人般噙满了泪水。”
然而当初，因为当着陈群的面，郭斌并未将各地县学成立的事情说得太过清楚直白。各县成立县学，选址大多是当地豪门大户捐赠的庄园或别院。对豪门大户来说，这既是在地方上宣扬功德、彰显影响力的方法，又是支持郡中政策、讨好郭斌、显露忠心的手段，因此豪门大户们在这事儿上都颇积极。一县之中豪门大户总有个几家，这一户捐赠一个别庄，那一户捐赠一处田地，再有捐赠个店铺、产业的，县学之中学子们的衣食之用便都有了。
各县学中的
学子都是本县的后生，在如今这种熟人社会中，尤其是中国人特别注重同乡之谊，为了本县之中适龄儿童就学做一点儿贡献，也是诗书传家的豪门大户们极乐意的事情，毕竟人都爱个好名声嘛。
郭斌吩咐下去，但凡新成立的县学，都要在学校入口处立一块石碑，上面将各豪门大户所捐献的情况都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每当新生入学之时，都要组织学生学习诵读的。读书从来都是一个人改变命运，出人头地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尤其是科举制度推行之后，谁都不知道哪个贫家子弟就能高中进士、衣锦还乡。如今郭斌的做法也与此类似，以他目前的身份地位，虽然不能如后世的天子般将优秀的学子立为官员，却可通过颍川郡新施行的吏员选拔制度将品学兼优的学子招募为吏员，甚至将他们招募进入阳翟县衙乃至颍川郡守府，成为颍川郡守府或阳翟县令的属官，从此步入仕途。
这种因陋就简的“吏员选拔制度”，较之后世成熟的科举制度固然颇不值一哂，可对于如今通行的察举制度来说，却又要公平而先进得多了。成为吏员，吃上了公家饭，这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可是了不得的大出息，确然也算是“出仕”了。
在官场上，历来注重诸如同乡、同窗之类的关系，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虽颇具讽刺意味，却也是此时的常态。例如朱儁被选为中郎将，率军剿灭黄巾军，便举荐同乡孙坚为属官；郭斌得任颍川郡守，便要将好友兼同乡的戏志才、荀彧、徐庶招为僚属；皇甫嵩率军剿灭黄巾之乱，也招了同乡阎忠为幕僚。因此，帮助同乡被此时的世人看做是一项了不起的美德，相反若是连同乡都不帮助，却自然会被说成无情无义之人。
如今颍川郡中的豪门大户，大多跟着郭斌参与了塞外三城的修建，因此大家也多得了塞外三城的股份，在城中都有自己的产业的。塞外三城惊人的财富创造能力使得当年“入股”的颍川豪族们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又哪里会将区区一座别院或是一处田产、店铺放在眼中？况且，就目前看来，颍川郡中的吏员都是要从这些学子之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学子可都是潜力股，因此提前花点儿小钱结好他们，却正是遂了各地豪门的心愿，甚至有些豪族还在心中暗暗感叹郭斌会做人。
想想看吧，等到这些学子都成为了各县的吏员，这本乡本土的日后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没有用得着人的时候？若是自家曾捐赠了财产支援县学建设，也算是对这些学子有教养之恩了，遇到什么事情，那还不好说话？况且郭斌更是给捐赠之人每人制了一块刻有本家姓氏的胸章，带着它走遍颍川郡，可以遇官不拜，便是郭斌本人也要多加礼遇。这种胸章渐渐演变为各家族的徽章，成为新式贵族的代表，佩戴胸章便也逐渐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许多此时没有及时捐赠之人，也多有事后补捐的。不过，即便是补捐，是否有胸章发放，却要经过极严格而苛刻的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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